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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訪：欣柔、得凱 / 編輯、美編：乃心
在影像創作的世界裡，有人拍下熱鬧璀璨的商業大片，有人則捕捉城市中一場靜默的雨聲。當世界被高效率與快節奏推著向前，有一群人選擇放慢腳步，以有溫度的影像敘事，靜靜地與人對話，將人與人、與土地、與情感，用畫面傳達想說的故事。本篇文章將帶領讀者走進「種種影像」的理念核心，從品牌命名的初衷到影像語言背後的思維脈絡，了解他們如何透過鏡頭與觀看者之間建立深刻的連結。
你的種種，我的種種
當我們好奇地詢問「種種」這個品牌名稱的由來時，種種影像的創辦人王示衡導演分享了最初的核心 Slogan——你的種種，我的種種。對他而言，「種種」代表一種複數的概念，也是一種關係的集合，拍攝並非是一個人完成的，無論是所拍攝的物件、記錄的受訪者，就算是拍攝自己也一定會有周邊的人事物，這些人與人、人與事、人與物之間的交織，就是他所謂的種種。
談到「異種觀看方式」的系列專欄，則源自他們早期經營自媒體的嘗試。當時的他們沒有學行銷、沒有學策略，只是單純地拿起相機，走入城市的街頭巷尾，以最直觀的方式紀錄那些希望被看見的角落。示衡導演坦言：「做了一陣子就發現蠻空泛的，就是當你今天回過頭要去跟人家描述你到底在做什麼時候，其實不知道從何說起。」因此，便開始嘗試新聞專題的模式，他們試著去找到觀看城市的方式，再用各種不一樣的切入點，拼貼出城市縱橫交織的輪廓。
在快速時代中慢下來說故事
有別於現今主流的短影音風格，種種影像致力於「短紀錄」的影像手法。2019年，示衡導演從中國返台後，敏銳地意識到影像敘事的節奏與邏輯正悄然變化，過往的紀錄片大多是15到30分鐘起跳，透過豐富的資訊量與沉浸式的視覺體驗，將觀看者帶回現場。然而隨著觀看者注意力逐漸分散，短紀錄變應運而生，也正是示衡導演在中國工作期間所接觸並帶回台灣的影像手法，他將短紀錄形容為一篇散文，只需一個明確的觀點再搭配一點資訊量，透過起承轉合建構出一段故事，使觀影者能在3到5分鐘內集中注意力地觀賞，同時亦會感受到充實與獲得資訊。
此外，示衡導演與我們談及短影音與短紀錄的差異，他進一步觀察到，短影音像是一首簡短有力的詩，它往往只呈現一個訊息點，強調吸睛與傳播速度，卻相對缺乏敘事的完整性與節奏層次。這種轉變也深刻影響了影像的拍攝語言，隨著平台需求轉向直式影片，拍攝構圖也從原先的橫式轉為「以人為中心」的直式視角，觀看者的視線聚焦於人物，因而犧牲了場景中的環境、氛圍與細節，這樣的視覺限制強化了當今「看臉時代」的文化，也不斷挑戰影像創作者在敘事上的選擇與堅持。
讓影像落地：從紀錄者走向行動者
「其實行銷是解救我們很重要的關鍵。」示衡導演坦言，過往影像團隊多以藝術家思維專注創意，投入大量資源拍攝合作產品，卻忽略與客戶的市場語言，導致製作方向與客戶落差，資源難回收，造成虧損。這讓他們意識到，唯有轉換思維，融入行銷脈絡，才能穩定在產業中前行，因此，種種影像開始以行銷思維切入，從釐清客戶需求、市場區隔與目標定位開始，再依目標受眾制定策略、選擇媒體平台，最終透過內部開發的結構輪系統協助將創意內化後，以AI生成多種版本提供客戶選擇。談及AI工具，示衡導演強調，雖然AI能連結導演與客戶思維，但核心創意依然來自人心，這部分仍無法被取代。
除了影像產業外，種種影像也跨足走走春生活實驗節、小城時光謎走等地方創生活動。示衡導演分享，促使他踏上行動之路的契機，來自於5% Design Action的合作。當時，對方邀請各行各業來探討ESG，並重新思考自己與地球的關係為何？這個活動使得他不斷思考自己與土地、社會的關聯性，直到他發現自己近70TB的硬碟中有八成都是地方創生的故事。也正是那一刻，他意識到所謂的ESG正是探討與人、與土地、與社會責任的關聯，那時他們才更釐清自己的角色定位，不單是旁觀的記錄者，更希冀自己是參與實踐的行動者。
其中，拍攝嘉義八家將的經驗讓他印象深刻。八家將在現代常被污名化，與鬧事、不學好聯結，但若是深入了解嘉義的八家將文化，便會發現他們的核心理念是為了消除村莊的妖魔鬼怪，不收酬勞組成這樣的軍隊來捍衛這片土地。示衡導演笑著說：「不覺得很像鬼滅之刃的鬼殺隊嗎？」儘管如此，自己村莊內的居民、學校教育者仍有許多不認同的聲浪，為了讓這段文化能真正被理解與感受，種種影像不僅記錄，也走入現場，於廟口設置露天電影院、邀請師傅帶領民眾體驗跳家將、文化講師分享轉譯經驗，打造一場場從視覺、聽覺延伸至觸覺、味覺的文化沉浸體驗。這樣的行動，正是地方創生的實踐，「地方創生就是一群人用各自的專業在一個地方生存下來。」示衡導演堅定地說。而種種影像便用自己所長及其人脈，將遍佈於嘉義的藝術創作、數位AR、策展企劃等人才匯集起來，共同推動嘉義這塊土地的創生與再生。
從出走到反思：尋找台灣的下一步
談起當年曾赴中國發展，示衡導演大方地分享心路歷程。由於當時台灣影像圈的出路非常侷限，幾乎只有三條路可走：進劇組、進廣告公司、開公司，發展相當有限。然而，劇組與廣告產業的大環境並不友善，而創業所需承擔的風險也不容小覷，使他產生危機感，因而下定決心跨出台灣，前往中國闖蕩。
正是那段經歷，讓他看見截然不同的產業結構與商業模式，並啟發他將所見帶回台灣。他提到，中國當時有一套前衛的操作方式，類似於將自媒體品牌「加盟」式地拓展分支，使原本僅能在單一城市觸及的內容，藉由品牌授權同步複製到全國各地，有效擴大流量與收益。同時也看見兩岸資源投入的差異，在中國市場，一篇廣告是以一秒 2 ~ 3 萬台幣計算；反之，在台灣，當你提出以秒計價時，可能就已被市場排除在外了，也因此，在面對九十萬與九萬的資源差距，自然難以與中國競爭。
示衡導演更提及，國片市場同樣面臨困境，即便是耗資七億，同時也是投資金額最高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卻也未能回本，當拍攝成本難以回收，業主便不願再投資，自然也難以產出具競爭力的作品，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，再加上線上平台的競爭，使得國片市場又更加艱困，因而逐漸萎縮，他直言：「若用行銷學的觀點來看，就是這個市場沒有被清楚定位，目標觀眾也沒有買單。」然而，儘管市場結構僵化、資源貧瘠，示衡導演認為改變的契機仍然存在──關鍵在於如何吸引年輕一輩產生認同感，把觀眾找回來，重新喚起他們對國片的想像與熱情，市場才有機會再生。
影像不止於畫面：新世代創作者的多元思維
縱使在中國看見了規模龐大的市場與前衛的運作方式，示衡導演最終仍選擇回到台灣，他坦言最大的問題在於言論自由的限制，「我想要服務的是創作本身而非媒體。」比起規模化的影像市場，他更珍視創作自由與影像的純粹性，這才是讓他願意持續堅持創作的核心原因。
因為有過去的經驗，他對新一代欲投入影像產業的創作者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議，他認為市場條件日益嚴峻，除了精進自身的影像技術外，更需要具備跨領域的整合能力。影像產業本身就是高複合性的領域，不僅要懂得說故事，也要能運用科學技術、掌握行銷邏輯，甚至培養藝術鑑賞與自我表達的能力。正因如此，他始終相信影像工作者不會被「影像」所限制，反而能夠成為創意與技術的轉譯者，開闢出新的可能。秉持這樣的信念，他與團隊積極發展名為「城靈AI」的計畫，試圖將多年來深耕嘉義的田野資料與故事輸入AI資料庫，培育出一個「最懂嘉義」的機器人。未來，城靈AI可望成為企業或旅人認識嘉義的導覽夥伴，也成為地方創生與文化推廣的關鍵節點。更重要的是，透過這樣的應用開創了獲得資金的管道，能支持團隊持續拍攝熱愛的短紀錄、挖掘更多在地故事，再將其導入AI資料庫中，形成相輔相成、生生不息的永續循環。
從田野調查到影像成行，種種影像的創作是關於人、土地與故事的旅程。他們以鏡頭聆聽在地，用行動串聯情感與理解。對種種影像而言，創作不僅是藝術，更是情感與故事的傳遞，讓記憶得以保存，土地得以被看見，透過不斷探索，他們讓創作成為連結的橋樑，累積地方記憶與認同，成為承載精神的載體，為土地與人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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